强调了玛莉莲·亚隆对乳房文化史的“述而不作”的描述，却反而引出了我自己发表一个“观点”的欲望。《乳房的历史》使我想到一个近来常在思考的问题：那些以描述为主、没有多少宏论的著作，是否可以具有很高的学术性？
多年以来，我们习惯于空疏浮夸的“学”风，喜欢徒托空言，大发议论。先前有所谓“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之争，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着眼点都在“论”上。大焉者构建“理论体系”，小焉者发为惊人之说，必出一番宏论而后已。久而久之，许多人已经习惯于一定要在文章或著作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一般性地提出观点(比如有所谓“夹叙夹议”)还不行，通常还要摆开一个论断的架势才行
其实，描述也有学术价值。从时间的维度──其历史沿革、从空间的维度──其分布范围、从社会的维度──其影响作用，将某个事物、某种文化现象描述清楚。例如，西方许多文化人类学著作──其实《乳房的历史》也可以归入其中──就是这样做的。难道没有学术价值？难道不比那些平庸的、陈词滥调的、卑之无甚高论的“观点”更有学术价值？
在这个问题上，参照科学哲学理论中的有关方面，也有启发。早先人们在朴素的客观性假定的简单指导下，坚信科学理论必定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通过绝对“客观”的观察，才能归纳出理论。然而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早已指明，绝对“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观察程序的设计、观察结果的表述等等问题上，必定有某种理论的介入。作为一种类比，我们也不难看到，绝对“客观”的描述同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描述对象的取舍、描述语言的选择等等问题上，也必定有某种“观点”──实际上也就是理论──的介入。故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仿照某前伟人之名句句型曰：描述当头，观点也就在其中了。
色情与情色
除了古人没有摄影、录像带、影碟等技术手段之外，色情文艺的情境古今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文字(小说、诗歌等)和视觉形象(绘画、影视等)是色情文艺的载体。色情文艺一直受到政府的禁止和道德家的声讨，却一直在暗地里大有市场。
关于色情文艺的界定，对色情文艺可以容忍的限度等问题，依然是争论不休和尚待解决的问题。
收集和欣赏色情文艺，是文人的传统爱好——古今中外都是如此(当然不是每一个文人都如此)。上一章中谈到周作人、刘复等人热心收集民间淫秽歌谣，这在中国文人中是有传统的，明、清上大夫中热衷于搜集、编辑和欣赏色情文艺的，大有人在。欣赏色情文艺给他们带来快感，在一些民间歌谣集的序跋中，可以看到对这些快感的表达：
其间四时风景，闺怨情痴，读之历历如在目前，不觉腹中多时积块豁然冰释矣。……虽未足动雅人之兴，亦足以畅叙幽情。(《白雪遗音》高文德序)
批阅之余，不禁胸襟畅美，而积愤夙愁，豁然顿减。……而其中之词意缠绵，令人心游目想，移后忘倦，其亦可以步碧城十二阑干之后尘乎！泉乃恍然日：词无深义，文有别情，吾辈在异乡中可籍以畅叙幽情，岂非小快大乐之一助耶？(同书又序)
这还只是对民间情歌而发，读后感中强调一个“畅”字。对于更多的色情或准色情作品，欣赏者和辩护者们又强调“古已有之”： 孔子编辑《诗经》而不删去其中的《郑风》、《卫风》(里面大多是情歌)，是欣赏者和辩护者经常祭出的法宝，尽管这其间有那么一点偷换概念——《郑风》、《卫风》中的诗歌无论怎样大胆讴歌情爱，毕竟没有像明、清色情文艺中那样直接描写性行为。如果《挂枝儿》、《夹竹桃》中那些色情歌谣让孔子见了，他是否还会保留，恐怕还很难说。
色情文艺无法禁绝，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人性的弱点——人类有情欲，而且不能不寻求情欲的满足。这一点人所共知、本无烦举例，但是看一看《金瓶梅》作者诸候选人之一屠隆的自述，可以加深理解。屠隆说他曾试图“治欲”，即克制、禁绝自己的情欲，但终归失败：
又三年治欲，若顿重兵坚城之下，云梯地道攻之，百端不破……乃知其根固在也。……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日：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根故难去也。(《白榆集》卷九“与李观察”)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认为男女情欲是有生理基础的。男女之欲既“治”不去，计将安出？一条路当然是纵情声色，满足情欲；屠隆本人就是因“淫纵”罢官的。另一条路就是色情文艺——欣赏或创作色情文艺作品，也可以使情欲有所宣泄。有的学者从这封信上看出屠隆的“改悔之心，破迷之意”，认为这才是他创作《金瓶梅》的动机，这恐怕未免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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