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近10年来，我国患病人次10年内增加7.1亿，达到50亿，每10人中有1.3人患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疾病。但城乡两周患病因经济困难未治疗者的比例均接近四成。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主任饶克勤11月22日在广州作报告时说，虽然我国居民收入增加，但幅度未及医疗费用涨得快。
饶克勤主任在会上作专题报告时表示：近年来医疗费用的增幅大于居民收入，三成人因病致贫。医疗费每年上升14％，全国居民一年医疗负担达6000亿，占GDP的5.4％。患病的人多了，但看病的人却少了。据调查，城乡居民的两周就诊率从1993年的17％下降到13.4％，无医保者就诊率剧降至8.6％
98％医疗广告都是违法虚假的,专家说,正是因为药价有暴利空间,才有资本大做广告
新华社记者杨越报道
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卫生监督所最近公布，2004年广西卫生监督机构共监测各大中媒体发布的医疗广告129万多条（次），涉及各类医疗机构102家，违法虚假医疗广告竟占总监测数的98％以上。
有关人士指出，违法虚假医疗广告不仅在广西，在许多地方已呈泛滥之势，不仅小报，就连党报党刊上也不鲜见，已成为净化医疗市场的难题。
国家规定不准发布广告的8个疑难杂症病种，却成了广告的“金招牌”
“只需20分钟即可快速治疗颈椎病”“破解肿瘤基因死亡密码让肿瘤患者绝处逢生，患者经一个疗程30天的综合治疗后肿瘤均能得到控制、缩小、消失”“一疗程治愈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结核”……
这并不是江湖游医在市面上的吆喝，而是堂而皇之出现在媒体上的广告。广西卫生监督机构监测结果表明，虚假医疗广告之“虚”主要体现在未经审查批准擅自刊登、内容虚假、疗效不可信。按有关规定，医疗广告需经卫生部门审批，而在此次监测中，有67％左右的广告没有卫生部门的审批证明，37％篡改了原审批的广告内容，80％广告主为民办医疗机构。
“国家有关部门规定性病、乙肝、癌症等8个疑难杂症病种不能发布广告，但现在却成为虚假广告的‘金招牌’。受害者有许多农民，不仅导致他们因病返贫，还因此耽搁了治疗最佳时机，导致白白丢掉性命。”自治区卫生厅卫生监督所刘伟说，因虚假广告导致上当受骗的患者投诉，每年都有几十起。
赚得多，罚得少，媒体怎会拒绝医疗广告？
一则医疗广告的出笼途径是：卫生部门审批、广告公司设计、媒体刊登。作为最后的出口，面对那些没有卫生部门的审批证明、明显夸大功效的虚假医疗广告，媒体没有说“不”。广西卫生部门证实，监测表明虚假医疗广告几乎覆盖了所有媒体，而一些强势的都市报及电视、广播更是虚假医疗广告的主战场。
“作为政府职能部门，一边监管，虚假医疗广告一边大行其道，愈演愈烈，越监测越忙。这里面有多方面原因，但媒体也应自律。”2004年广西区卫生厅停止审批医疗广告长达半年之久，但媒体上虚假医疗广告从未断过。
董协良委员：贫困县需要济民医院
由于诸多因素影响，全国各地区都有一些农民因贫困而致病，因疾病而更加贫困，形成恶性循环。政府已经采取了多种措施解决“三农”问题，也获得了一定收效。但贫困依然困扰着农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偏远地区及大灾害后难以脱离困境的地区。如果再加上所生活区域资源欠缺、交通不便等不利因素，农民看不起病，因病而生存困难，甚至早逝。我国有志之士和群众伸出援助之手，奉献爱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但从政府角度，应该重视弱势群体的生老病死。
建议在全国首先选择100个贫困县建立济民（贫民）医院，为那些尚无生活保障的贫苦群众实行基本医疗。救急与救贫计划，由财政部门负责拨款，民政部门、卫生部门负责办院，审计部门审查经营状况。也可从国家扶贫办，专项计划一定数额款项，专款专用。我认为这是一件可行、便于操作的、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对社会的安定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操作过程有关条件、规模以及范畴可因地制宜，也可少花钱，从国家医疗资源县级医疗机构中，以及当地难以经营的职工医院中转制为济民医院，增加适当配置，制定享受标准及范围，这将在社会上产生不可低估的社会效应
广西：医疗广告让人因病返贫甚至丢命
广西区卫生厅卫生法制与监督处处长刘莉认为，利润高，违法成本过低是虚假医疗广告存在的原因之一，如广西一家媒体因刊登非法医疗广告被罚款40万元，而其违法医疗广告收入有3000多万元。
据了解，目前医疗广告在许多媒体已成为仅次于房地产广告的“大户”。而在地市级媒体，医疗广告更是顶梁柱。2004年广西百色市政府痛下决心，卫生局顶住压力，停了两个月医疗广告，结果各家媒体收入直线下降，有的连工资都难以为继，最后只好中止这一决策。
医疗广告的背后是药品的暴利，整治广告要从源头抓起
据报道，因为虚假医疗药品广告误导等原因，我国每年有250万人吃错药。北京工商部门报告显示，今年1月份医药和医疗用品类广告已成为涉嫌违法广告总数中的“老大”。虚假医疗广告已经成为患者不能承受之“患”。
2004年，有关部门加大力度制定了相关政策与措施，对医疗广告中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然而虚假医疗广告仍然禁而不止。在这样的背景下，卫生部正表示准备采取“一刀切”措施，全面取消医疗广告。
此举是否能起到急刹车作用？有关人士担心，在畅通有效的医疗信息发布渠道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可能导致医疗信息更加紊乱无序，给各种街头广告、违法投递广告以及网络广告提供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
一位广告公司负责人认为，医疗广告之所以失控，主要是监管体系乏力。刑法对利用广告虚假宣传有明确的处罚规定，但迄今还没有看到哪一起虚假医疗广告的责任者被提起公诉，自然起不到震慑的作用。
广西区工商局商标广告处处长喻元元的观点是，要管理，就应面对现实，医疗广告的背后是暴利，整治虚假医疗、药品广告要从源头治起，如药品价格限制，由于有暴利空间，才有资本大做广告；现行法规显然滞后，十几年前的法规怎能管好现在的市场。
医药费成沉重负担 四成广东人有病没去看
副省长雷于蓝说医药费已成群众沉重负担,今年将采取措施遏制医药费用上涨
新快报讯（记者 肖萍 通讯员 陈广泰）在广东，有四成群众有病未就诊，两成人应住院而不住！在昨天举行的2005年广东省卫生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副省长雷于蓝指出，医药费已成了群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今年将采取措施，切实遏制医药费用上涨。
卫生部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医疗费用的增幅大于居民收入，三成人因病致贫。雷于蓝指出，广东省的情况也较严重：近5年来，广东人均城乡居民诊疗费用平均每年增长9.99%和11.30%,人均城乡居民住院费用平均每年增长12.30%和11.40%。2003年，有40.08%群众有病未就诊，23.35%群众应住院而不住院。“医药费用成为群众沉重的经济负担！”雷于蓝表示。
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姚志彬也指出，当前“看病难”、“看病贵”仍然是社会热点。
雷于蓝（图）昨透露，今年广东将采取切实措施降低药品价格、药品进销差率，降低大型诊疗设备检查费、高值医用耗材费,提高医疗技术服务价格，遏制医药费用上升势头。
对于各地各级医院千奇百怪的收费花样在媒体上已屡见不鲜，没有理由认为这些问题只是“极少数”医院的个别现象，事实上，有些医院的收费花样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人所能想象的……谁能想象给患脑血栓的68岁老太太收接生费，给男生做“子宫整形术”？
阑尾炎手术检查104项
死后11天医院还在收费 3岁小孩住院4天“用”了74瓶葡萄糖
救火英雄难付巨额费用 浑身缠满纱布被推出医院
假药何以能如此轻易的“混”进医院害人
患者家属较真医院多收费 医院退多收的800多元
所以上医院不得不多个心眼——“做个阑尾炎，白耕一年田”“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在“经济效益至上”的潜规则控制下，很多医院的业内人士都把多给病人开药、开好药、收红包、拿回扣、随意增加治疗名目等当作家常便饭，当作自己的一种“合法处置权”。而且，这些潜规则在由专业背景限制下所形成的医患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局面“掩护”下，越来越透明化，有走向前台的趋势。对此，很多人都已心知肚明，甚至觉得本应如此了。
国有医院的潜规则还要横行多久？
2004年末，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副主任医师、心脑血管专科门诊负责人胡卫民，因无法容忍身边体制性、系统化的医疗腐败，公开揭露了医院拿回扣、乱收费等黑幕，并以辞职抗争。一时间，胡卫民成为了新闻中的焦点，他也被人们亲切的称为“为民医生”。然而几个月过去后，渐渐淡出新闻焦点的胡卫民越来越感觉到被推到了业内舆论的“浪尖”。
据3月17日《北京青年报》报道，在胡卫民披露医院种种不合理的黑幕后，专门就此在湖南省和娄底市进行调查的调查组却认为，胡卫民热心为患者服务是好的，但他所反映的娄底市中心医院的问题只是发展中存在的一些“小”问题。同时，他也被医院内部人员认为是意图搞垮医院的“公敌”，他所揭露的院长不但未受处罚，反倒“转正”荣升；就连以前支持他的人都开始躲着他。他因此考虑是否该自己开诊所了。
从这段报道中，我们可以体会出“为民医生”胡卫民目前处境尴尬，这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胡卫民触动了在现实条件下存在于医院系统中的潜规则，而且是有着深厚土壤，并拥有一群坚定支持者的内部规则。在这种潜规则控制下，很多医院的业内人士都把多给病人开药、开好药、收红包、拿回扣、随意增加治疗名目等当作家常便饭，当作自己的一种“合法处置权”。而且，这些潜规则在由专业背景限制下所形成的医患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局面“掩护”下，越来越透明化，有走向前台的趋势。对此，很多人都已心知肚明，甚至觉得本应如此了。
原本不合理合法的行为，居然渐渐有正当化的趋势，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为体制中人的胡卫民，凭着自己作为医生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公开与这些潜规则“叫板”，揭露其不合理性。这在有些人看来无异于堂吉诃德的行为，又怎能不引起身处其中，并享受这些潜规则带来的实惠的人们的仇视和愤恨呢？
然而，胡卫民揭出的问题却并不是一种所谓“存在即合理”的可以为大众所容忍和接受的状况，相反倒是为广大民众所痛恨和诟病的体制。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对等，很多民众往往除了选择无可奈何的忍受别无他途，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潜规则的盛行无忌。现在，调查组又来撑院长的腰了。如此看来，医院里种种潜规则还要横行下去。
长期以来，“以药养医”是我国卫生工作的主要补偿机制，随着时代的发展，药品收入已远远不只担负一个“补偿”的作用，更成为医者收入和医院政绩的最重要部分之一。这种现象背后，隐现医药公司、医药代表、医务工作者等各方贪婪的身影……
医药公司：生产出来的药品一旦进入流通环节，它的标价就会飞涨。国家几次对药品实行降价，但医药公司自有对策，将旧药重新包装换成新药，则可以标价到成本价的20倍左右。患者除了为吃下的药片买单，还替医药厂商把广告费一并结算了
药价虚高内幕：患者要为巨额的医药广告埋单
面对药价虚高的现状，处于产销链中间环节的批发商和直接面对消费者的医院、药店都难辞其咎，那么处于起点的药品生产厂家，在其中又充当了什么样的角色，记者对此进行了调查。
药品每降价 药厂都受伤
药厂和消费者瘦，医院、药店和一些代理商肥，每次降价中间环节丝毫没有损伤。
东北某药厂的张经理对药品价格虚高表示出无奈，他抱怨道：“别看医院和药店把药品的价钱卖得那么高，像我们这些生产厂家可真的是没有多少利润。”
他说，生产企业给药品定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相关政策经物价部门核定的。而药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期间价格涨了多少与批发商、药店和医院有直接关系。代理商一般会把药品进价压得很低，药厂大多是敢怒不敢言。“赚多赚少生产还要继续，工人还得吃饭。”
熟悉药品生产企业的史先生告诉记者，从药品生产企业的角度想，他们不会甘心让医药代理商抢走他们的利润，但是没有这些医药代理商与医院和药店的“亲密关系”，药品想进这些地方肯定要费些周折。
张经理表示：“做医药的都知道，现在药品生产销售领域存在着‘两头瘦中间肥’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药厂和消费者瘦，医院、药店和一些代理商肥。对一些医药生产企业来说，药品的利润是比较低的，而生产出来的药品一旦进入流通环节，它的标价就会飞涨，翻几番甚至几十番。药品生产企业最害怕的是国家实行药品降价，每次降价药厂都受到很大影响，而中间环节却丝毫没有损伤。”
药片换包装 药价翻两倍
各种新药和特效药频繁上市，惊人研发速度中有“高招”。
史先生说，国家几次对药品实行降价，药品生产企业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生产受价格限制的廉价药品赚不到钱，就转而生产档次更高、价格更贵、利润更大的药品。
目前药品生产企业制定出厂价普遍采用的标准(见附表一)是，普通药成本价的5至10倍，新药则可以标到成本价的20倍左右。近两年，只要留心不难发现各种新药和特效药频繁在市场上出现。按照国际惯例，开发一种新药所需的时间大约是8至10年，从研发到正式投产的成本在10亿美元左右。然而，国内制药企业惊人的研发速度，其中自然另有“高招”。
据记者了解，所谓的“高招”就是“换汤不换药”，给目前已经在市场上流通的药品重新命名、重新包装、重新添加辅料、重新申请药品批号，最终达到重新定价的目的。药品生产企业在进行新药品成本核算时，把所谓的研制开发费用、生产设备更新费用、临床验证费用和广告宣传费用统统计算在“新产品”的价格中。
其中，最简单的“高招一”，就是“变换剂型”和“改变包装”。比如把原本瓶装的片剂，改为三板铝铂板盒装的胶囊，使原来100片售价5.6元的药品变成了售价36粒12元，价格上涨一倍多。“高招二”是在常用药中多加一点无关紧要的辅料，再重新申报“新药”，“新药”的价格肯定比原来的价格上涨不少。
而物价部门由于人力和药品相关专业知识方面的缺陷，不可能对每一种新药的成分、成本等进行逐一核查。此外，药品生产企业还组织了专门人员负责与物价部门进行有针对性的联络、疏通，新药定价的手段多种多样，受些关照也是人之常情。
文书枪易躲 收费箭难防
对药厂来说，招标过程中的文书只是易躲的明枪，各种名目的收费却是难防的暗箭。
虽然有专家认为，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是解决药价虚高和纠正药品采购中不正之风的手段。然而去年4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等13家协会负责人联名上书有关部门，要求终止已实施了5年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对此，张经理表示，招标对医药厂家来说是一次又一次痛苦的经历。
北京药品招标通常会分成若干个招标组，每个招标组又由若干个中介机构代理，制药厂商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投标的有关资料送达每家中介机构手中，还必须留下一份给北京市卫生局备案。如果招标会分成6个组，每组3家中介机构，医药厂商就需要将每种投标药品的材料制作19份，每份材料必须包含药品经营许可证、法人委托书、财务报表、价格文件、GSP达标证书等相关文书数十种。这些文书制作的规格、样式甚至是印刷使用的纸张质地都必须合乎招标单位规定，否则一律退回。医药厂商投标每次都是战战兢兢地参加，小心翼翼处理，生怕哪个环节出了纰漏，痛失中标的机会。因此，单制作投标材料的工作就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如果说在招标过程中的相关文书只是易躲的明枪，各种名目的收费就是难防的暗箭了。”张经理无奈地说，虽然有关部门明确药品招标中只涉及标书工本费和交易费，禁止收取其他任何费用。然而，还没听说有哪次药品招标会真正按照规定收费执行的。
医疗机构集中招标采购管理委员会通常会要求参加投标的厂商缴纳一定量的履约保证金，最低的5000元，最高50000元。一旦中标，保证金就自动按一定比例或是全部转变为招标代理服务费。除了履约保证金和招标代理服务费，厂商还要缴纳药品招标入围费、管理费和付给评审专家和招标组织者不同名目的费用，这些可比前者多得多了。实习记者 王辰
广告投2亿 售药8亿6
患者除了为吃下的药片买单，还替医药厂商把广告费一并结算了。
张经理向记者解释药价构成时特别提到了药品的广告支出，他说：“药厂的广告费用在药品成本中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这一比例还在加大。谁在广告上越敢豁出去，谁生产的药卖得就越好卖。”哈尔滨某制药厂1996年至1999年的广告与销售额的变化(具体数据见表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就出现了无论是在“黄金时间”，还是在深夜；不管是电视、电台，还是报纸、网络，冲击人们视觉和听觉最多的是药品广告，其覆盖之广、频率之高、投资之大，远胜于其他行业的现象。
有业内人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广告投入的加大的确使厂商的销售额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但也在无形当中也加剧了药品的成本支出。在药价保持原有价格水平的前提下，厂商并没有因此获得很好的实际效益。有些医药厂商另辟蹊径找到解决办法，就是将广告投入成本融入药价，由此也就导致了药品价格的普遍上涨。换言之，“当患者吃药的时候，除了为吃下的药片买单，还顺便替医药厂商把那些广告费一并结算了。”
8年多来，我国连续16次降低药品价格，涉及800多种化学药品和300多种中成药，平均降幅15%，但低价药并未走进医院，百姓并无受惠之感。
低价药品为何难进医院
进药价越高 医院利越大
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法规定，为了确保药品质量，招标不以最低价格为惟一目标。政策制定者可能没有想到，留下的这个口子会被执行者如此充分的利用。
北京丰科城医药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牛正乾提供给《t望东方周刊》的一张药价对照表上，中标进入医院的药品价格普遍高于市场批发价，价格相差最悬殊的市场批发价与中标价相差近10倍。(具体数据见表三)
北京某医疗机构的刘女士表示：“药品收入是目前国内医疗机构的主要收入来源。”她解释说，国家给各级医疗机构的拨款严重不足，一般情况下只能够维持医院正常开支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而医院除了靠一些收费较高的检查项目如核磁共振、CT扫描、B超等，就只能靠卖药来维持收支平衡了。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医院销售药品可以得到比批发价高出15%的批零差价，并可以免交增值税、营业税和所得税。于是一个简单的公式浮出水面——药品标价越高，批发和零售之间的价格差就越大，医院的利润也就越丰厚。因此，医院对药品降价并不情愿，而更乐于进价高的药品。实习记者 王辰
处方不出医院 病人只能挨宰
百姓为何不去药店？难道他们甘愿挨宰？记者的调查表明，这一症结的“根儿”还是在医院：很多处方流不出来。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病人在他们医院看病时所开的处方，基本上都是在本院取药。而对于粉针类静脉用药，目前北京几乎所有大医院都拒绝使用病人从医院外带来的药。认为一旦出了事，责任难辨。对口服处方药，病人的选择权似乎大一些，但服用后一旦有什么问题或是需要后续治疗时，由于对来自医院外的药难以把握，医生也都很难负责。不用病人自带药品是医院的一项常规，很难破掉。
“医院这样做，表面上看是为了对病人负责，实际上并不排除保护医院自身利益的动机。而怕惹医疗官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此，这位医生认为，这是医药剥离之初，医院所必然经历的阵痛。
处方流不出医院这一情形，记者从药店那里也得到了证实。京城某中等规模连锁药店的张经理告诉记者，自从政府出台了凭处方购买处方药的规定后，处方药的销售额每月减少3万—4万元。药店主要还是以销售非处方药为主。他说，如今许多药店之所以设坐诊医生，就是为了促进药品销售。
自定价药涨价 抵消降价效果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曾指出，我国药品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3种形式。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政府数次降的是“最高零售价”，它是“政府指导价”。而许多药店在实际操作中，出于种种原因，其零售价格有很多早已低于这个指导价。张经理举例说：双黄连口服液的最高指导零售价目前降为16.5元，可是此药在药店曾卖到12元、10元，目前的价格为13元，仍低于这个指导价。这种情况下，降低药品的“最高零售价”，百姓也不会有什么受惠的感觉。
而对医院来说，药品降价给百姓带来的实惠并非一点没有。某医院的药房主任举例说，对某个药品国家实行的是分次降价。比如某种药过去为100元，第一次降到80元，第二次又降到70元，现在是50元。所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对此，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也曾指出，为了平衡药品生产经营者、医疗机构和患者等各方利益，降价只能是一个渐进过程。而慢性病患者、急症患者等不同人群对药品降价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曾指出，目前纳入政府定价范围的药品约为1500种，从销售额看，仅占市场份额的40%左右。近年来，部分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价格不断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政府降低药品价格的效果。还有，价格较高的新药不断出现，即使在药价下降的情况下，用药结构和用药水平的提高，也影响了患者的药品实际支出费用。
医药代表：一种药品要想在医院形成好的销售业绩，基本上要过分管院长、药剂科、库房、处方医生(有处方权的医生)这几关，其中有一关不通融好都不行。每一关都要打点，时不时要去加深印象，而且异性做工作更好一些——女医药代表在促销药品时，居然“抽空”坐到了医生的大腿上
药品销售曝曝光内幕：医药代表坐医生腿上促销
“做药”必须打“通关”
这位知情人说，从“理论”上来说，一种药品要想在医院形成好的销售业绩，基本上要过分管院长、药剂科、库房、处方医生(有处方权的医生)这几关，其中有一关不通融好都不行。
他说，一个新入行的医药代表首先要备齐生产厂家的各种资质证书和检验材料去医院药剂科申请入药(“药品进入医院”的简称)备案。当然，这一关首先是要用钱来打通。但是正常的情况下，需要跑若干次，直到与药剂科主任混熟了她(他)才会收礼。
即使药剂科主任同意了，有时还不能过关。“阎王好过，小鬼难缠”，有时药剂科的其他工作人员会给医药代表脸色看。当你想拜访主任的时候，他们会拦住你说：“主任不在！”其实，这不外乎小打小闹，一些小钱就可以摆平。而药剂科主任一般都能“体恤民情”，任由下属捣鬼，反正“鲫鱼嘴张不大”。
每年都得去“加深印象”
过了第一关还不行。通常，药剂科主任会指点你去某分管院长那里“看”一下，否则医院的入药审查讨论会难以通过。这就不是小数目了，要一步“砸”到位才行。当然，医院药剂科主任肯定是院长或分管院长“自己人”，原因不说自明。
在医院能形成较好销售量的药品，每年都需要去“加深印象”。如果一次拿不下，药品被医院从药房下掉了，再想进这家医院就非常难了。
药剂科库房都得“打点”
这位知情人说，药剂科的审查通过了，有关会议也批准了，然后就等着药剂科做申购计划。这时你可不能坐等，麻痹大意反而耽误时间。你要体现“有钱大家花”的风格，不然药剂科做计划的和分管库房的会临时“扛”你一下，就吃不完兜着走了。
打点好混熟关系后，他们会透露给你这类信息：诸如申购计划有没有做，做了多少，库房里某年月日进了多少，还剩多少等等。
这可是医院代表的奖金来源，不能小瞧了。以后，对药剂科和库房这种要害部门，医药代表要经常去转悠“小来”一下，混个脸熟。让他们知道，某种药品还在“做”。
药品进库房成功一半
总算把药品弄进库房了，这时你可以喘口气，因为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但是不能高枕无忧，因为最终药品让病人买去，才能算是完成销售。
先找处方医生做工作，让他开你的药品处方，病人会拿着处方单上的药房划价抓药。药房肯定还没有这种药，但会给药房人员留下印象，说明病人“需要”这种药。对这种药品领入药房有帮助。
统方价是零售价的1-2折
知情人透露：“紧接着，医药代表要带着各种资料找药房主任。对药房主任可开门见山，药品已进入库房，请其帮忙领药并统方(统方，医药界专有名词。指：由药房工作人员统计出某段时间对某种药品的处方量，一般按月计)。统方是医药代表给开处方的医院准确给付医药回扣的前提。”
主任很会搪塞：“这种药又不是新药，同类型的品种很多，根本走不动(没有医生处方这种药)，我们不做！”
“那么，我们会据理力争，摆出我们的药品不同于其他品种的优点和特性，‘顺便’谈到统方的价格。当然，这就是回扣。比例通常是药品零售价的一折到两折之间，否则拿不下来。”
话已至此，既然钱到了，主任基本都能恩准：“先拿一点进来试试看，不行我再退回库房！”
坐到医生大腿上促销
这位知情人说，找处方医生开药是个“蛇有蛇路，虾有虾道”的过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总体说来，异性打交道要方便些，即女医药代表找男医生，男医药代表找女医生效果更理想。
他说，他曾亲眼目睹：一个女医药代表在促销自己的药品时，居然“抽空”坐到了医生的大腿上。对这些，他们已经见怪不怪了。虽然这招比较好使，但是主要还是对处方医生应得的回扣做到及时兑现。用圈内的行话来说，就是给医生支付“临床推广费”，有时简称“临床费”，否则医药代表和医生的友好合作就难以继续下去
医疗工作者：由于卫生院暗示他们要多开药，所以医院的门诊药费越来越高。以一次普通的感冒为例，去年门诊费用最高为80元左右，今年就涨到了160元左右，整整翻了一倍。 除了门诊外，义务工作的各个环节都有回扣，有的甚至需要院长亲自出面摆平
医生自称良知尚存曝黑幕：大夫吃回扣月达3千元
25日上午，记者接到一个报料电话，称郫县友爱卫生院不仅以拉一个手术付一定介绍费鼓励医生私拉业务，还明确暗示医生按要求开药可得数额不等的回扣。报料者自称是一名良知尚存的医生，自己曾参与其中，随后就会到有关部门主动坦白自己的问题，并进一步举报相关人员。
报料
医生回扣月达3000元
25日中午，友爱卫生院附近的农家鱼塘边，报料医生拿出厚厚的一叠资料，其中有一部分是医院私自进的药品介绍。这名医生在各种纸张上详细记录下了相关医生每天开出的回扣药品记录。
在一张卫生院处方笺上，清楚地列出了药品、规格、售价、返回的详细记录，售价40元的阿奇霉素返款为6元/瓶，其他各类常用药也有不同程度的返款。由于开药就有返款，虽然是乡镇卫生院，但门诊内科医生每月仅开药回扣一项最高可达3000元左右。
报料医生称，由于卫生院暗示他们要多开药，所以医院的门诊药费越来越高。以一次普通的感冒为例，去年门诊费用最高为80元左右，今年就涨到了160元左右，整整翻了一倍。
介绍手术返款15-40元
当日傍晚6时许，报料医生从住院部偷偷拿出了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返款记录。该医生指着明细记录称，医院要求医生及其亲属为医院拉手术业务。介绍一个小手术的最低介绍费为15元，大一些的手术如子宫肌瘤之类的返款为40元。返款记录由住院部专人负责，每个月返一次。
报料医生称，本子上的名字除了医院的医生外，还有村上一些帮忙拉生意的人，大概有20人。
调查
院长接待医药代表
27日上午10时许，记者以医药代表身份前往该医院谈业务。
在门上清楚地贴着医药代表禁止入内警示牌的院长办公室，记者与院长叶乃富简单寒暄后，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自己想送药到该医院的要求。考虑到院长办公室往来人员较多，记者以“返点金额之类的细节，办公室不方便多谈”为由，希望能与其在附近的农家乐细谈。犹豫了一阵，叶乃富答应在中午一起吃饭细谈。
中午12时许，谈判在徐家大院子的饭桌进行。记者佯称自己公司的药品价格进价很低，医生每开一盒自己推销的药品回扣在3元左右。叶乃富表示回扣可以细谈，但需看了样品和相关资料才能做决定。但当记者写好一份关于药品回扣的意向性协议请叶乃富签字时，叶乃富警惕地拒绝了。
院长指导暗箱操作
29日上午11时许，记者携带相关资料来到院长办公室，指着所销售药品的价格申报表对叶乃富说，经物价局审批，该药品无税申报价为18.15元/盒，但实际成本仅为六七元，如果医院按照审批的29.8元/盒的零售价出售，则医生返点和医院利润都比较高。
得知可以赚到钱，叶乃富立即指点记者，由于医院正在整顿，根据药监局和相关文件的规定，卫生院进药必须统一从科讯药业进货，然后再按照进价加价30%出售。他建议记者与公司老板商量，从科讯药业出一张相应票据，药品则直接送到医院。这样操作的好处是，从票据上看，医院没有任何违规的地方。
他说，这种操作方式在行业里的统称是过票送货，医院可以从这种渠道自行加价赚钱。交待好这种过票操作方式后，叶乃富又鼓励记者继续发展其他乡镇医院。
说法
乡镇卫生院药品统一配送
29日下午，记者联系到了郫县药监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李女士。李女士说，按照相关规定，郫县乡镇卫生院的药品都是由医院打报告，统一从科讯药业进货。如果卫生院私自联系药品销售商则是违规的。
成都市卫生局监察处何主任说，医生从药商手中收取药品回扣，从医院领取手术介绍费，都属于违规行为。何主任指出，医院进药必须统一渠道统一配送，不得私自与药品销售商接触。
一个是揭开本医院医疗问题内幕的医生，一个是“政绩卓著”的院长。胡卫民和杨志毅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某家地区医院里发生的个人恩怨，更是揭示了中国现行医疗体制弊病的一个典型样本。以下为《南方周末》报道此事的几个碎片：
1998年之前，胡卫民只是娄底市中心医院一个最普通的医生，1998年之后，他想“做点事儿”，开始搞免费诊疗，义务咨询，下社区科普、服务。有了一些名气，就不断受到打击和排挤，医院安排他到心血管病房工作，病房负责人就是不同意，还把他踢成了阳痿。胡卫民的婚姻也因此破裂。
胡为民依然我行我素，坚持开小处方，开常用药，能不收治住院的尽量不收治，新的管理制度出台后，胡卫民的奖金一直在两三百元间浮动。“卫民啊，你要支持我的工作啊，你收治的病人那么少，你开的药那么少，医疗为民没有错，但医院和医生也要吃饭啊。”杨志毅婉转批评他。
杨志毅拍着桌子说：“胡卫民要走，我们坚决留他。他为医院形象造成了那么大的损失，要把损失挽回了才能走。胡卫民的行为肯定不是个人行为，要立即展开调查，对参与者、组织者、泄密者、策划者一并处理。”
“如此明显的违法违纪，竟然被视为有政绩。我现在理解了什么是潜规则，就是你看着明明白白是纸糊的墙，一捅就破。一头撞过去，背面却是钢筋和水泥。”胡为民说。
湖南“为民医生”痛揭医疗腐败 医院潜规则揭秘
一个是揭开本医院医疗问题内幕的医生，一个是“政绩卓著”的院长。胡卫民和杨志毅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某家地区医院里发生的个人恩怨，更是揭示了中国现行医疗体制弊病的一个典型样本。随着湖南娄底市中心医院更多问题的暴露，胡卫民的个人辞职事件，已经演变成了“胡卫民事件”，而在一个潜规则破坏者所造成的尴尬局面里，影响的显然已不限于医院本身。
2005年2月17日，胡卫民度过了41岁的生日。他唏里呼噜地吃着一碗长寿面，面是一位当小学教师的朋友做的，放了一大一小两个土鸡蛋。
胡卫民在朋友面前承认，在与所供职医院的斗争中，他“阶段性”地失败了。
2月4日，他所举报的“问题院长”杨志毅，在试用三年后，“出人意料”地得到了正式任命。
“这是一个信号，以前还支持同情我的人，现在都不敢说话了。”
朋友两口子劝他：“卫民，别光跟面过不去啊，把鸡蛋也吃了。”
胡卫民推开碗：“吃不下啊，噎得慌。”
“唐·吉诃德医生”
“在一个潜规则大行其道的行业，我们太需要出现一个胡卫民，出现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雄。”
胡卫民连续失眠两个多月了，每天只是在清晨的时候囫囵一觉，伴随着轻微的头疼。
2004年12月9日，他向医院提出了辞职。
2004年12月16日，《光明日报》A4版发表了一篇记者唐湘岳采写的报道《他为何离开这家医院》。
这篇大约2000字的报道，前半部分介绍了胡卫民这些年的事迹和处境：7年里每周下社区服务，月月搞科普讲座；为全市生活不能自理的患者提供义务上门服务；建立了6000多人的高血压社区防治网络，自费建设中国高血压患者之家网站。但院里领导却要调他到工会工作———对一个医生这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原因是他在医院里开出的药品费、检查费和住院证都比别人少许多，完不成经济指标。
报道的后半部分公开了医院有关开单提成、乱收费、虚高药价的医疗腐败。
“就像一块大石头砸进了沸腾的老汤锅里。”一个搞时评的说，“本来大家就对医疗行业充满微词，现在终于有一个医生站出来了，从内部捅开了医疗腐败的盖子。
事情没法不搞大。”事情真的搞大了，不但全国主要媒体都发表了从各个角度解剖这件事情的时评，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记者也都先后赶到了娄底。事情的重心逐渐转移到调查院长杨志毅和娄底中心医院的医疗腐败内幕。胡卫民的个人辞职演化成了“胡卫民事件”。
“在一个潜规则大行其道的行业，我们太需要出现一个胡卫民，出现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雄。因为他的存在，可以提示我们改良现行医疗体制弊病的必要和迫切……”《潇湘晨报》评论员杨耕身如此评论胡卫民事件。
“改革派院长”初上任
“我还在想，这下，我们医院有大希望了。”
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不少熟悉胡为民的人都认为，胡是个很老实和内向的人。“胡卫民事件是被激出来的，逼出来的。”他的一位同事说。
这个事件的另一主角杨志毅，于2001年11月，在娄底市委组织部组织的公开招聘中胜出，就任娄底市中心医院院长，他此前的职务是怀化市人民医院院长助理。
胡和杨的矛盾并非一开始就存在，竞聘成功后，一位市委副书记告诉杨志毅，你们院有个青年医生胡卫民，这些年一直在社区做科普和心脑血管病的防治，做得很不错。杨志毅听了，很感兴趣，去医院上任之前，特意约他出来，到一家茶楼喝茶。
对即将开展工作的新环境，杨志毅是通过胡卫民了解的，胡卫民坦率地说，院内“水”很深，关系很复杂。1998年之前，胡卫民只是娄底市中心医院一个最普通的医生，1998年之后，他想“做点事儿”，开始搞免费诊疗，义务咨询，下社区科普、服务。有了一些名气，也抢走了其他科室的病人，就不断受到打击和排挤，医院安排他到心血管病房工作，病房负责人就是不同意，还把他踢成了阳痿。胡卫民的婚姻也因此破裂。
分手的时候，杨志毅握着胡卫民的手说：“卫民，好好干吧，咱俩也好好相处，工作中需要什么支持，你就找我。”
胡卫民对杨志毅的第一印象良好，“他讲了很多设想，说话的方式也很能鼓舞人。回家的路上，我还在想，这下，我们医院有大希望了。”
两天之后，杨志毅走马上任，面对全院职工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讲，要建房子，改变现在的诊疗条件。要增加职工的收入，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能者上，无能者下。在杨志毅的恢弘设想中，有一条把大家都震住了：要在医院的屋顶修建飞机场，让接送危急病人的小型直升机可以直接起落。
杨志毅很快挨了当头一棒，一些院里的老领导和老专家说他“纯粹是异想天开”，“全国还没有一家医院有小型直升机设备，咱娄底这么一个小地区医院能行？”
但胡卫民并不认为杨志毅当年的想法是“空想”，而视之为一种“可贵的理想主义”。
“杨院长上任之后很勤政的，每天晚上都要到急诊大楼去转一圈。”一位院内人士说。
杨志毅新官上任，急于要改变人浮于事、在其位不谋其政的现状，重能力，重业绩的改革方案，加上他处理问题的一些方式偏激，也曾经遭遇阻力，而这时候，胡为民都是他的同情者。
本文所有内容都搜集于互联网，为的是使大家真正了解我们为什么看不起病。
一个体制内的医生冲击医疗工作的潜规则，却取得“阶段性”的失败，全国媒体也在不断冲击这些潜规则，目前看来仍是收效甚微。正如央视访谈指出的：医生收受回扣，最终吃亏的是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因为钱是从我们兜里掏出去的，损害的是我们的利益。要想真正地杜绝这一事件的再发生，光靠道德靠良心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最终还是依靠法律。
但更严重的还不仅仅是医德的问题，是整个医疗体系的各种劣迹已经伤害了自己的名誉，也击溃了公众对医疗事业的信任。有病的不敢去医，后果堪忧。
是为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