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兰23岁时结婚怀孕，但不幸流产。半年后她再次怀孕，家里人小心翼翼，把她当成公主来伺候，可是离预产期还差3个月时又流产了。五年内，同样的悲剧连续发生了4次。夫妻俩后来去省城求医，一家医院让孙兰抽血查梅毒，居然呈阳性。夫妻俩难以置信，遂远赴北京协和医院，被确诊为
梅毒。这正是孙兰“习惯性流产”的罪魁祸首。
卷土重来
曾经在中国大地上销声匿迹的梅毒如今卷土重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像孙兰和她丈夫那样被查出梅毒。本月13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控制中心(以下简称国家性病中心)研究人员和美国北卡大学科恩(MyronCohen)等人在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论文说，中国的梅毒发病率迅速攀升，1993 年每10万人的全部梅毒发病数不足0.2例，而2005年每10万人中仅一期和二期梅毒发病数就达到了5.7例。
上述数据来自官方的全国梅毒报告系统。“由于存在漏报的情况，实际发病率还会高很多。”论文通讯作者、国家性病中心陈祥生教授说。
梅毒最早起源于美洲。1493年，哥伦布的船员将梅毒从新大陆带回欧洲。1504年，梅毒传入中国广东，当时名为“广东疮”。
据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前，梅毒泛滥，上海、北京等城市的发病率高达5％-10％。在内蒙古、新疆、广西等一些地区，由于梅毒等性病蔓延，“只见娘怀胎，不见儿出世”的悲惨故事比比皆是。
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开展了消灭性病运动。北京在1949年率先封闭妓院，一次解放妓女1300余名，此后一两年内中国铲除了妓院，暗娼也被取缔。各地采用群防群治的办法，在重点地区或重点人群中进行普查，同时免费治疗病人。
1964年，时任中央皮肤性病所所长的胡传揆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上宣读《我国对梅毒的控制和消灭》一文，宣布中国已基本消灭梅毒。这被视为毛泽东时代的公共卫生奇迹。
但基本消灭不等于完全消灭，少数地区还有散在病例，为梅毒的死灰复燃埋下火种。1979年，重庆再次报告梅毒病例。实际上，此前部分地区已有不公开的零星病例报告。龙振华在《梅毒病学》一书中写道，他1971年就在北京地区再度发现一例二期梅毒患者，是来自皖南大别山区的军人。龙目前的同事、北京积水潭医院皮肤科主任邝捷说，当时确诊梅毒患者需要冒相当大的风险。
自1986年起，全国各省市先后恢复“文革”期间撤销的性病防治所或组建新的性病防治所。卫生部随之启动了全国范围的性病监测报告系统。根据这个报告系统，梅毒疫情逐年上升，1993年之后的上升趋势尤为明显。
意义被低估
由于青霉素可以治愈梅毒，梅毒的公共卫生意义往往被低估。但陈祥生说，如不及早发现和治疗，可能导致其他器官受损，不仅助长梅毒的蔓延，还会通过母亲传播给胎儿，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梅毒患者感染艾滋病的机会也更高，从而大大增加艾滋病传播的风险。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