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国家发改委发出第22次药品降价方案时，这场进行了10年的降价措施因为实效不大，已难以引起大众的关注。
据了解，在发改委已经采取的２２次药品降价措施中，约有1600多种药品先后降价，降价总金额达500亿元。
另一个引人深思的数字是：根据卫生部医院统计数据测算，通过药价加成，全国医院每年的药品加价获利收入5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发改委穷１０年之功为老百姓降下的药价，仅等同于医院一年之利。肖建章委员认为，依靠行政降价解决“看病贵”已进入死胡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在日前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坦承，药品价格问题确实非常混乱。药品虚高定价、打回扣、一药多价、一药多名等现象屡禁不止。确实有一部分药品，在降价以后改头换面，又重新把价格提高起来。马凯认为，要真正解决药品价格过高、过乱的问题，只就价格论价格不行，如果不解决医院的以药养医机制，不解决药品生产、流通中的问题，不解决新药审核注册制度等一系列体制问题，“问题解决不了，群众得到的实惠有限”，所以要靠综合改革。
医改亟待突破瓶颈
“医院体制改革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瓶颈’，医院体制不改革，医疗卫生事业目前存在的许多弊端都无法解决。”栾文民委员尖锐地指出。关于医院体制改革，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医疗卫生属于福利性的公益事业，其“公益性”应主要靠政府而不是靠医院来体现。建议医院的运营经费和职工的工资均由国家承担，而医院的所有收入都要上缴国家，即收支两条线；二是医院体制改革尽管很难，但势在必行，可以先做调查研究，选一些医院试点，积累经验，然后推广；三是社区医疗服务是城市医疗的发展方向，是流行病监控的网底，社区医疗服务机构不能民营化，应实行收支两条线，否则还会落入“以药养医”的境地；四是采取措施将大医院的患者分流到社区医疗机构，如采取不经转诊，医疗保险不予报销等办法，以尽快实现分级就诊。
“群众对医疗卫生服务的不满主要体现在医院，而医院的问题核心是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还没有改革。”卫生部部长高强７日在参加医卫界联组讨论时，在发言中强调了医改的核心问题，与栾文民的观点不谋而合。
高强认为，现在医院运行机制方面的问题是政府投入不多，医疗机构以药养医、创收归己的运行机制很难保证医院的公益性。高强形象地说：“一方面要医院创收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一方面又不能让医院创收太多，医院很难找准这个点。”高强表示，创收不应该是公立医院的职责，改革首先要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这一方面要政府加大投入，另一方面还要建立科学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
对此，钟南山委员则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医改的核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医疗卫生公益性有多大体现的问题。目前，公益性的定位并不明确。”
相比于医院体制改革的复杂与观望，作为平衡药价、解决“看病贵”的一项重要举措――基本药物制度正在酝酿建立。据了解，这个制度的核心是列出一个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对列入目录的药品实行政府组织的定点生产、统一价格、统一配送。２００６年８月，国家药监局公布了《第一批定点生产的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目录》。２００７年２月，国家药监局披露，我国已确定内地第一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和药品品种，１０家大型制药企业被指定生产３２种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
肖建章委员说，基本药物制度既要体现社会义务，又要遵循市场规律。如何让基本药物的生产和销售既能满足生产者有利可图，又能让患者从中受益，是基本药物制度能否顺利实施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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