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发展，我国农村污染日益严重，《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2006）》显示，在一些原先较为洁净的乡村，污染的严重程度可能已经超过了城市。全国政协委员董协良提出，须严抓城乡环境污染治理，建立农村环境监管的长效机制。
董协良指出，据统计，每年产生的约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几乎全部露天堆放；超过2500万吨的农村生活污水几乎全部直排，使农村聚居点周围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中国农村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另外，农村环境污染也已经影响到生产要素的供给，尤以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影响为重。
对此，应建立农村环境监管的长效机制，有效解决“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同时，应把环境保护指标纳入政绩考核、建立问责制。从公共财政的政策手段来看，预算、国债、政府基金和专项基金、转移支付、市政债券、政府绿色采购等都可以发挥作用。以政府绿色采购为例，其一项重要的政策性目标就是保护环境，政府可以利用采购的规模优势和采购结构的调整，充分发挥绿色消费的导向作用，落实政府保护环境的政策意图，积极引导改变大量消耗资源、能源、污染环境的传统发展模式，推行以生态环境为中心的绿色增长模式，合理配置、利用环境资源，维护生态平衡。
